臨沂鐵腕治污在央視等媒體爆光后，引發了全國的關注，讓人們不禁深思，環境污染重壓之下，該如何對待當前我國的環境污染問題，為粗放式發展買單，可是這個彎顯然轉得太急。沒有準備不計后果的強制關停帶來了更深的社會問題致使事態發展超出政府和企業預料。 因大氣污染嚴重，臨沂市被約談，在約談后第五天，突擊對全市57家污染大戶緊急停產整頓，成為全國惟一在約談后采取停產整頓的城市。然而幾個月過后，鐵腕治污在短暫的好評之后，開始爆發種種后遺癥。企業停產引發的數千億元債務危機、6萬失業人口及15萬受波及的相關人群似乎給這座城市帶來了更加嚴重的“次生”傷害。山東臨沂當地警方透露，隨著失業人口增多，當地盜搶案件增多，犯罪率出現上升跡象。臨沂并非特例。河南安陽、湖南衡陽、貴州六盤水、河北承德等地級市的“一把手”，都被環保部公開約談。
    東莞環保介紹長期以來環保部被指拿著棉花棍子打誰誰都不疼，愈演愈烈的環境污染迫使輿論質問與責難的“火力”首當其沖就對準了環保部門，倒逼環保部走向強勢，被稱為“史上最嚴”環保法加大了對企業違法的處罰力度，也增加了對行政監管部門的問責措施，憑借按日計罰、約談、行政拘留等利器，強勢不言而喻。然而最嚴環保法今年一實施就迎頭撞上了經濟下行步步緊逼，一些地方穩增長保就業與強化環境監管之間的矛盾變得尖銳。尤其是傳統產業分布密集的地區，這樣的矛盾在諸多“臨沂市”上演并不斷發酵，環保執法在基層長出了幾顆“虎牙”，可“咬下去”之后留下的“傷口”卻在意料之外。由于缺乏配套的緩沖政策，強勢環保之下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環保并非是環保部門能夠完成的事情。
    嚴法應時而出，反映政府鐵腕治污、猛藥去疴的決心與力度，也凸顯了中國發展轉型階段所承受的巨大環保負荷。但巨大的環保負荷單靠一個環保部關停污染企業遠遠無法消化，重積難反，環境治理必將是一個規模浩大的系統工程，涉及生產生活的許多方面，不能用單一的線性關系來分析，也難以指望某個職能部門的“單打獨斗”，企業停產之后如何整改，整改之后如何規范，環評遺留的歷史問題如何解決，環境治理所帶來的產業轉型與革新更需要多方的力量共同化解，傳統的指哪打哪的單線環保思路雖然能解污染一時之急，卻解決不了環境污染的長遠之憂。